朱庆之丨中古汉语“床”兼作坐具名的原因——兼论汉译佛经的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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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集刊第一辑和第二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。今刊第一辑《中古汉语“床”兼作坐具名的原因——兼论汉译佛经的作用》一文的提要，以飨学林。

中古汉语“床”兼作坐具名的原因

——兼论汉译佛经的作用

文丨朱庆之

“床”，在近现代汉语里的主要用法是做睡觉用的家具（以下简称SJ）的通名。它与椅子板凳之类的坐具（以下简称ZJ）分属“家具”中不同的类别，不能混用。然而，古代的情况有所不同。我们以《汉语大字典》和《汉语大词典》的释义比较为切入点，梳理了两部辞书对“床”在早期文献中的意义和用法的不同看法，并对书证做了力所能及的考辨。初步的结论是：“床”在上古时代的文献语言里指称的只是SJ，但在中古时代，它除了指称SJ外，还有了指称ZJ的新用法。

为什么原本指称SJ的汉语固有词“床”，中古时在保留原来用法的同时，又会拿来指称作用和形制完全不同的ZJ？这似乎是过去还没有引起太多关注的汉语历史词汇学问题。

历史辞书给出的“床”指称ZJ的最早用例是“胡床”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“贼乱取牛马，公乃得渡”裴松之注引《曹瞒传》：“公将过河，前队适渡，超等奄至，公犹坐胡床不起。”“胡床”就是马扎，游牧民族的可折叠的ZJ。但对古代指称外来物品的“胡～”结构的词语，如“胡椒”“胡麻”等41个词的语义结构特点进行分析后发现，“胡床”一词的发明者并非“床”指称ZJ这个新用法的创造者，只是使用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另外一种文献就进入了我们考虑的范围。这就是从东汉开始大量出现的汉译佛经。

在东汉的翻译佛经里，与“坐”有关的“床”已经常见。例如：

（1）东汉支谶译《阿阇世王经》下：“于众会中复有菩萨，名曰法来，则得敕令而具床座。应时受教，掸指顷有二万三千床座。其綩綖若干种色，名珠好绣绮异色物悉布在上。文殊师利及诸菩萨声闻一切皆悉就坐。”（CBETA, T15, no. 626, p. 400, a3-7）

三国时代的译经里还有“独坐床”。例如：

（2）三国吴康僧会译《六度集经》卷6：“妇人喜悦，令儿驰归，取独坐床欲以坐之，商人乃熟视妇人而笑。妇执高操，意怪商人住笑非宜。儿取床迟，还即搏之，商人又住笑。”（CBETA, T03, no. 152, p. 37, c2-3）

还有“小床”。出现的语境与“独坐床”有时非常相似，可能是“独坐床”的更通俗的叫法。例如：

（3）旧题三国吴支谦译《撰集百缘经》卷3：“尔时世尊，着衣持钵，将诸比丘，往诣其家，受其供已，心怀欢喜，取一小床，在佛前坐，渴仰闻法。佛即为其种种说法。”（CBETA, T04, no. 200, p. 215, a4-6）

但本着“能坐的未必不是SJ，能卧的肯定不是ZJ”的判断原则，这些早期汉译中的“床”的性质仍然可以存疑。这就需要借助梵汉对勘来解决。

我们的工作分为两个方向。一个方向是利用英梵词典尽可能找出其中所收的所有表示SJ和ZJ的梵文词语，看看这些词语在指称对象上有什么特点，是SJ、ZJ分别专指，还是混指？另一个方向是利用译经的梵汉对勘资料，看看这些梵文词语在具体翻译时译者是如何翻译的。后者，可利用的资料有两种。一种是二手的，即荻原云来《汉译对照梵和大词典》收集的汉译资料；另一种是一手的，即梵文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与其东汉支谶译本《道行般若经》、梵文Vimalakīrtinirdeśa与其吴支谦译本《维摩诘经》、梵文Saddharmapuṇḍarīka与其西晋竺法护译本《正法华经》的对勘。例如《道行般若经》中“床”出现了7次，全部都在“床卧具”中。如：

（4）卷3：“复次，须菩提！三千大千国土人，悉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，便如恒边沙佛剎人，皆供养是菩萨，震越衣服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如恒边沙劫供养，随其喜乐作是布施。”（CBETA, T08, no. 224, p. 439, b10-13）

其中的“床卧具”的平行梵文是复合词śayanāsana，由指称SJ的śayana和指称ZJ的āsana两个成分构成。辛嶋给这个梵文词的英文注解是“bed and seat; a lodging”（床和坐具；住处）。说明东汉的支谶已将ZJ译为“床”。

再如《维摩诘经》，“床”共出现6次。其中单独的“床”两次。如：

（5）卷1“弟子品”：“于是，长者维摩诘自念：寝疾于床，念佛在心。”（CBETA, T14, no. 474, p. 521, b29）

对应的都是指称SJ的梵文名词mañca。“床座”3次。如：

（6）卷1“诸法言品”：“贤者舍利弗心念：‘无床座，是菩萨大弟子当于何坐？’”（CBETA, T14, no. 474, p. 526, c20-25）

对应的都是指称ZJ的名词āsana。

我们从以上工作获得的大量的语料中观察到的重要现象有以下三个：

第一，在梵文里，SJ和ZJ各有不同的词语指称，二者划然有别，虽然亦有少数的词有兼指的情形；第二，在几部梵语佛教文献里，与动词“坐”相关的“床”主要指称ZJ的āsana，与动词“睡眠”相关的“床”主要指称SJ的śayana；第三，但在上述梵语典籍的早期汉译文里，意义是SJ的śayana大都译为“床”，意义是ZJ的āsana则有三种译法——“座（坐）”“坐具”和“床”。也就是说，译者在翻译指称ZJ的词语时，也译成“床”。译经中的“床”就有了两个义项，一指SJ，一指ZJ。

明明是两个不同的词，指称的也是两种不同的家具，为什么译经的人会将二者混同？要说原因，自然先会想到源头语言中，存在同一个词既可指称SJ，又可指称ZJ的情形；特别是，这样的词的“本义”大都是SJ。正好汉语中又没有指称印度ZJ的专用词，译者就趁势用汉语的“床”来翻译指称ZJ的词语。这样的可能性当然不能完全排除。不过，考虑到从总的方面看，SJ与ZJ在梵文中分属不同的范畴，多由不同的词语指称；同时也考虑到早期译经的平行梵本中，指称SJ和ZJ的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词，我们更倾向于另外的解释。这大概与早期翻译时普遍采用“格义”之法有关，即用汉语中相近的词来“硬译”。原因当然就是汉语中没有与梵语表示ZJ的名词如āsana所指平行的词语。

根据文献和出土材料，中国上古固有的ZJ，主要是“席”和“荐”，直接铺在地上，这与我们这个民族采用“跽坐”的坐式有关。但印度的ZJ都是带腿的。这是由印度热带季风型的气候条件决定的。雨季来临，几乎天天豪雨，到处积水。坐的时候必须坐在与地面隔开的地方，这就有了对于架高的椅凳之类专用坐具的必然需求。当外来的传教者要将印度这种专用的ZJ翻译成汉语时，“席”和“荐”当然差得太远，不得已，选用主要用来睡觉同时可以坐的“床”并不奇怪，就像将用“（花）椒”的“椒”来翻译并不是“椒”的pepper（胡椒）一样。

本文根据表示坐具的“床”的最早用例见于东汉时代的汉译佛经，以及表示坐具的“床”在中古各个时代译经中的用例要远多于本土文献这一事实，推断这种用法的产生，很可能源于东汉肇始的汉译佛经，或者至少在东汉的佛经翻译中被大量使用；而这种用法之所以能够进入一般汉语，也与佛教的影响、翻译佛经的流布有很大的关系。如果这个推断不误，“床”这个词在中古时代指称对象的变化，就是佛经翻译对汉语影响的又一例证。

本文作者

朱庆之，香港教育大学中国语言学系讲座教授，中国语言与中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。1982年起长期在高等院校从事汉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。曾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（1994—1998），兼任过汉语史研究所所长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（1998—2014），兼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副主任、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院长。曾兼任中国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，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理事，中国语言学学会理事等。亦担任《语言学论丛》《古汉语研究》《汉语史学报》《汉语史研究集刊》《南开语言学》《东方语言学》等刊物的编委。主要研究领域为汉语词汇史（中古汉语）、佛教汉语、中印文化交流史。出版论著100余部/篇，多次获得国家级、省级科研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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